宫京成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杰出的宣传家。在一生光辉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运用各种传播媒介组织群众，宣传党的革命路线与方针政策。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中具有很强的“整合传播”意识，即他除了非常重视运用报刊、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宣传以外，也格外地重视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方式来强化宣传效果，以此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用“笔杆子”配合“枪杆子”打败敌人。这其中“行动即宣传”的思想独具魅力，显示出了毛泽东同志的睿智和独到的宣传艺术。“行动即宣传”是指个体或组织日常的行为及言行本身就是对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宣传形式，这种宣传是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并配合大众传播完成的。

　　毛泽东“行动即宣传”思想的文献考察

　　1、关于人民军队的纪律规定

　　1929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四部分中，谈到军队要“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即“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并且说“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红军为老百姓“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之一，应当好好地去执行。”①在此后革命战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我党军队制定了适合不同革命时期处理军队与老百姓关系的铁的纪律，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关于优待俘虏

　　毛泽东同志认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俘虏“不搜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受到精神上的快乐”，他特别提出，对于那些不愿留下的俘虏，“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医治敌方伤兵也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②

　　3、关于先进典型的报道

　　1953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该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常进行。”③他还说，“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工作改造。”报纸等新闻媒体“应将各地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④

　　“行动即宣传”思想的理论分析

　　毛泽东生活和革命的时代，传播学已经在西方诞生并蓬勃发展，但那时传播学理论还未被引进中国。今天，当我们运用传播学理论来审视毛泽东同志关于宣传工作的一些论述，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位杰出的传播实践家，也是一位睿智的传播理论研究家。

　　首先，毛泽东同志已经发现虽然新闻传播媒体是宣传活动中可利用的一种强大媒介，但不是唯一的媒介。宣传作为一种传播者试图影响或改变受传者思想的活动，单靠新闻传媒并不能够立刻发生传播者预想的效果，大众传媒仅是产生传播效果的一种中介因素，它不是宣传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作为众多中介因素之一，它只有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能够配合大众传播施以必要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如规定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来树立军队的光辉形象、优待俘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传声筒”，这些老百姓亲眼可见的实际行动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宣传，这样人民群众在接受敌人的“反宣传”时就会自觉地抵制，我们的宣传目标就容易实现。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国民党拨巨资隆重接待，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陈嘉庚却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后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了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一回新加坡，陈公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行动即宣传”思想的真谛，毛泽东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为了赢得民族独立而艰苦奋斗的真实的高尚的情怀，从而赢得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⑤

　　其次，毛泽东同志“行动即宣传”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科学的传播观。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率极低，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又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当时的根据地都是在农村，农民是宣传的主要对象和革命的主要力量，即便在城市里，人民群众由于经济条件、文化程度所限，也很少能接触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介，因此，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宣传活动仅仅依靠新闻媒介是不够的，甚至是行不通的，在进行战争动员、抵制敌人的反宣传方面，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效果会更好。1929年，毛泽东在提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时指出，“化妆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部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妆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妆宣传”，他还指出“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⑥化妆宣传、口头鼓动宣传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广泛运用的宣传方式，它们简便易行、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这些宣传方式符合当时中国的接受习惯、接受能力，因而具有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军队纪律规定，语言平实，细致入微，非常容易被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的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理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曾把“不准随便拉屎”这一条也写进了军士纪律准则中，细微之处见精神，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才更能体现出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最后，运用典型报道的方法新闻媒体宣传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新闻媒介的重要使命。我们知道，就宣传的广度而言，新闻媒介是最佳的宣传工具。通过媒体报道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件，可以起到鼓舞、带动和示范作用。如我党新闻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采写的新闻名篇《西瓜兄弟》、《桌上的表》等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典型报道思想是他的“行动即宣传”思想在大众传播领域的直接体现，直到今天，典型报道在新闻宣传中还被广泛而有效地运用，徐洪刚、徐虎、李素丽、李国安、孔繁森、李向群、任长霞等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对于弘扬社会正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行动即宣传”思想对当前宣传工作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的“行动即宣传”的思想对于现今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和宣传工作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关键是我们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的实际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运用这一理论。

　　首先，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保持先进性，多实干，少作秀，这也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宣传工作，有人认为就是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其实，宣传的媒介、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领域，利用实际行动进行宣传也是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行动的宣传效果虽然在广度上比起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的宣传相对弱一些，但它对于一个组织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对于组织正气的弘扬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例如，当前网络已经成为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获得信息的主要工具之一，我们的宣传工作就必须要适时占领这块阵地，挖掘并运用网络媒介的优势，传播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最后，新闻媒体要下大力气做好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弘扬时代的主旋律。笔者认为，典型报道是毛泽东“行动即宣传”思想在大众传播领域的集中体现，新闻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及时捕捉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典型意义的信息，大力报道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先进思想，使其成为全社会的思想财富，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

　　注释：

　　①-⑥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1页，22页，90页，174页，17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